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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11月27日）媒体消息称，《2017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已经发布。总体上看，省级政府决算信息公开的情况仍不理想，有超过一半的信息未公开，而财政透明度最低省份仅公开不到30%的调查信息。
这个每年公布一次的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来自于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由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主导，以调查的连续性、专业性享誉业内。从2008年起，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为依据，该中心开始对全国省级政府财政透明度进行调查跟踪。其数据显示，2009年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透明度为21.71分（百分制），2011年是23分左右，2013达到了30分，始终处于低位。
今年，31个省份财政透明度的平均得分为48.26分，已经比2009年高出一倍多，但仍远离及格线。蒋洪十年前曾有句“著名的”呼吁，“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现在看，仍要白头翘首；几年前《光明日报》曾用“阳光财政，我们刚刚起步”对该报告进行过报道，现在看，“刚起步”仍然适用。
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个话题现在正在舆论中边缘化。几年之前，信息公开、三公公开、透明财政最热的公共议题之一，每年全国“两会”的集中讨论，又无形地产生了一种国家决策层面的施压，使问题始终保存着一种“锐度”。现在，纳税人—政府的话语逻辑正在衰减，本来就仅仅定位于咨政参考作用的各类财政透明度研究，所产生的刺激作用更小了，似乎只起到了一种告知作用。而哪怕是在榜单中垫底，也不见有地方政府出来给予回应，更遑论向公众表达“改进”的承诺和意愿。
一些问题在这个话语逻辑的式微中接近消失。比如，地方债问题牵系国计民生，曾掀起讨论高潮，并一度产生了“兵临城下”的紧迫感，但现在，这个问题在公共话语中的能见度极低，此次报告也显示，九项信息要素中，政府资产负债的信息公开情况最差。再比如，地方政府自身运行成本的问题，政府自身消费到底占财政收入的几成的问题，几年前曾有数字和横向比较，现在也很难见到讨论了。这些，都构成了此次《2017中国财政透明度报告》波澜不兴的背景。
政府财政透明度低，实际上反映了权力在实际行使中不受控制的状态。权力行使公开化，是限制权力、监督权力的前提。而权力行使公开化，其最重要的方面，就是财政公开。公共财政取之于民，这是权力来源的现实和逻辑起点，也是公众监督权力、以权利限制权力的现实和逻辑基础。有财政“取之于民”，还要有权力的“限之于民”，权力的行使才能正当化和健康化。
“把权力装进笼子”是一句共识度很高的话，这是在说，权力只能在制约和监督下合理运行，不可能自觉“谦抑”，而提高政府的财政透明度，正是监督权力的切入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已经施行快十年了，已经不能用“刚起步”为财政透明度低说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