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本报评论员赵志疆
4月11日，龙女士和丈夫入住成都市春熙路某酒店，洗过澡换了衣服之后，却发现床头上方有一个实时播放的摄像头。得知龙女士的遭遇后，成都网友“炸”开了锅。出差、旅行都不可避免地会入住酒店，“第三只眼睛”如此防不胜防，下一个被偷窥的会不会是自己呢？目前，成都警方已介入调查。《华西都市报》记者调查发现，登录一些网络直播平台，可“坐观”各地实时监控摄像头拍摄的景象，成都的一些餐馆、地下车库都包括在内。
现实生活中，公共空间的视频监控随处可见，安装主体也五花八门，有的属于公共部门，有的属于企事业单位，还有的则是私人安装。谁能安装、在哪儿安装、怎么安装都缺乏明确的制度规定，由此引发的信息安全事件时有发生。基于此，公安部于2016年年底发布《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指出，禁止在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部位安装视频图像采集设备。公安部“征求意见稿”着重强调了两方面内容：首先是，一切可能泄露他人隐私的场所与部位；其次是，擅自安装是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属于一种违法行为。从法律意义上来看，“征求意见稿”体现的是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以及对公共管理边界的划定，其积极意义毋庸赘言。不过，如果从实际操作层面来看，仍有一些细节问题有待进一步厘清。
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是，公共场所的个人隐私如何界定？身处公共空间，必然意味着个人隐私作出一定让渡，只有明确什么样的个人隐私必须予以尊重和保护，才能明确哪些公共空间不能安装公共视频监控。接下来的问题是，那些不符合新规要求的公共视频监控应该怎么办？现实生活中，公共监控视频不仅数量繁多，而且设置主体也往往五花八门，公安部门之外，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些临街店铺，都安装有属于自己的监控设施。要想拆除那些有可能侵犯个人隐私的监控设施，必然需要进行大范围摸底排查，由此有必要对监控设施的所有人一一“验明正身”。
相比起视频监控的安装和使用，另外一个值得反思的内容就是网络直播的边界在哪里？互联网已进入“直播时代”，各种直播平台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的《网络表演（直播）社会价值报告》显示，2017年网络表演（直播）市场整体营收规模达到304.5亿元，平台数量200多家。庞大的参与群体，巨大的利益诱惑，当网络直播成为一种低门槛、高收益的产业，整个行业不免泥沙俱下、乱象丛生。一方面，有人什么都敢直播，为了吸引眼球，暴力、色情、低俗等内容无所不用其极；另一方面，有人哪里都敢直播，就连酒店、浴室等私密空间也概莫能外。
为加强对互联网直播服务的管理，《互联网直播服务管理规定》已于2016年12月1日正式施行。其中提出，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配备与服务规模相适应的专业人员，具备即时阻断互联网直播的技术能力。对于违反该规定及其他法律法规的互联网直播服务使用者，互联网直播服务提供者应当将其纳入“黑名单”，禁止重新注册账号。对于涉黄低俗等直播内容来说，及时阻断传播、设立“黑名单”可谓双管齐下，但对于那些模棱两可的直播内容来说，新规的约束力未免会打上折扣——餐厅、地下车库等场所是否可以直播尚未有公论，何以杜绝泄露隐私事件的发生？
作为全民共享平台，网络直播虽然多由个人主持，但不可避免带有一定的公共属性，因此无论其内容还是范围都不能破坏公共秩序、损害他人权益。在依法严厉打击各种“搏出位”式网络直播的同时，网络直播规定仍有待进一步细分和完善，而第一步不妨先从明确直播范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