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邓海建
2018年11月，网友“花总丢了金箍棒”曝光酒店卫生乱象，引爆舆论。仅几个小时之后，花总的个人信息被曝光在网上，从此，花总走上艰难的维权之路。近日，他拒绝了2018个人信息安全大会颁发的“隐私斗士奖”，坦言“我有什么好斗的呢？我真的怂了”。（见1月22日《中国青年报》）
花总表示，截至目前，有270多个与酒店行业相关的微信群中出现过他的个人信息，他为“路见不平一声吼”支付了巨大的个人成本和代价。前些天，7家涉事五星级酒店分别被处以警告、罚款2000元，惩罚聊胜于无。
时至今日，有两个逻辑是渐次清晰的：一则，企业逐利和遮羞的心理自古而然。有人总喜欢问：为什么出事后当事企业不是想着去解决问题，而老想着去解决提出问题的人？看似很有哲理，其实很低幼。但凡制度或法律有缺口，企业就从不是天然的道德人，穷尽一切手段止损是利益至上的条件反射。二则，花总认怂还是死拼，这是个人选择自由，没必要绑着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公民去跟利益集团决斗。能在公益道德的驱使之下抛出《杯子的秘密》，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事情，于情于理于法，都该褒奖这种行为，而不该寄予更高价值期待、施加更大的公德压力。
花总多次说，下次不会站出来了，“承受不起”。被曝光的酒店依然安然无恙，说破真相的人反而面临入住歧视、死亡威胁，被“逆淘汰”。这种无力感，与其说来自灰黑产业链的癫狂与商界潜规则的强悍，倒不如说来自其代偿的职能责任未能及时补位、公共治理的反应不够迅疾。
事件曝光后，相关协会轻描淡写为“个别问题”，涉事酒店也没有将之视为多大的形象危机。最后的结果是，一场公共事件蜕化为私人恩怨，除了提醒入住酒店的消费者小心看不见的卫生风险，好像也并没有对秩序的规范有什么增益或推进。花总斗酒店的故事演变为如今的结局，传达的信息之一就是——不要总想着赐予个人某种力量去扮英雄、演青天，而忽略了最该战斗、最能战斗的“责任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