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王辉告诉记者，从2018年1月至2019年7月，其所在的乡镇共认领各类“责任书”“任务告知书”42份，其中属于乡镇职责范围内的有20项，主要包括党务工作、脱贫攻坚、乡镇规划、禁毒宣传、综治维稳、民生保障等。“剩余22项任务，都是各单位和部门‘下放’的任务。”（见7月30日《半月谈》）
非本职任务超过了一半，而且多干的工作一旦出错，被问责、追责总是难免的。既要落实大量非本职任务，又要承担问责风险，在这样的生态下，基层还谈什么减负呢？基层缺人缺钱缺权，却被上级要求保质保量完成额外的非本职工作，说得轻一点，这是“甩锅”，是不负责；说得重一点，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这样明目张胆地转嫁任务，必须予以治理，该是谁的主责主业，就由谁自己扛，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才是健康良性的政治生态。
为基层减负，还需从多方着力。一则各级单位和部门要严格按照机构改革之后的“三定”方案，履行本职工作，对于确需基层配合完成的任务，要从制度上推动行政权力下放、行政资源下沉，让基层权责对等；二则对基层每年的工作任务进行统一的清单化管理，对新增任务实现报备制度，防止各部门将自身职责转嫁到乡镇，切实从源头上为基层减轻工作负担；三则要规范问责、科学问责，避免问责泛化，同时，配套出台容错纠错机制，大胆为干事创业的基层干部撑腰鼓劲。（沈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