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赵立功
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内地电影行业停摆已近四个月，关于影院剧组何时开业复工，每有报道分析，但随后都归于沉寂。
电影业何时开业复工，当然该急，但毕竟疫情之下，安全第一。好在观众想解观影之渴，可以上网解决问题。对于制片方来说，从前有那么多未曾挤上大银幕的电影，现在正好探索与网络合作释放存量。至于能坚持下来的影院，未来线上观影与线下观影并行不悖，已然是观众观影的大概率，不妨利用这段时间，顺应国家“新基建”之势，探索多种经营的路子。何况危机之下，政府也未袖手旁观，上周末消息，仅我省已下达2078万元财政资金对受疫情影响的影院、影视企业等进行帮扶；而5月8日，国务院也印发指导意见，提出按照相关技术指南，可以采取预约、限流等方式开放影剧院、游艺厅等密闭式娱乐休闲场所，影业开业复工已呈明显松动迹象。
真该为中国电影着急的，是这段疫情停摆期内，有无对中国电影自身存在问题的盘点反思。就拿电影干预现实的在场和有效性来说，疫情期间，能满足人们对流行病认知的需求、抚慰社会情绪和大众心灵的疫病题材国产电影有几部呢？基本上是空白。网上热搜的反倒是摄制于非典后2011年的美国电影《传染病》和2013年的韩国电影《流感》，它们以对疫情发生过程和发生后社会反应的推演，被一些网友称为新冠疫情的电影寓言。其他被人们记起的，还有更早英、意、德1976年推出的疫情灾难片《卡桑德拉大桥》，但影片因借疫情控制暴露美国军方企图掩盖制造病毒的政治黑暗，话题敏感。再有那些更为陌生小众的借疫情渲染惊悚恐怖的电影，片名更能列出长长一串。
对比之下，中国电影应为自己的疫情灾难片缺席感到尴尬。我们应反思造成这种缺席的原因，是中国电影人科学素养不够，对未知和未来缺乏想象力？还是哲学和社会学素养欠缺，对人性和社会严肃话题缺乏探讨的能力和兴趣？或缺乏危机和忧患意识，一味沉醉于商业娱乐；抑或电影生产和放映机制存在缺陷，在机械的宣传或过度的票房追逐两个极端下不能健康完整地发育出自己的类型片和IP系列……
这当然不是要借疫情灾难片的缺失否定中国电影，但上述种种问题参差存在，都是应该在这个疫情停摆期的空档里好好反思并着手谋划解决的，否则，疫情过后，中国电影仍靠低质的大产量和高投入的院线硬件设施，是无法从根本上提升自身水平的，也无法实质性地真正做大做强，到国际上去争夺市场和票房，更勿论担负起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外输出健康的中国文化，树立国家形象的任务了。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4月3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2019年度“中国电影国际传播”调研成果发布，调研显示：在观影偏好方面，中国电影近年作品在日本韩国的传播效果不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黄会林介绍：中国内地电影对韩国观众感知中国国民素质、幸福指数和文化认同方面所呈现出的“国民人文形象”影响显著，日本受访者通过中国电影获得的中国认知，不如他们从非中国电影中获得的认知影响显著。
“国民素质、幸福指数和文化认同”，这就是韩国观众想要从中国内地电影中看到的。推而广之，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观众观看异国影片时想要看到的，电影，就是一个国家对外展示其“国民人文形象”的窗口，但中国电影近年作品在日本韩国的传播效果不佳，表明近一二十年来的中国电影并没有很好地完成上述任务。不妨回想一下，这些年大银幕上的国产电影给我们讲述的更多的是什么样的故事，以哪些剧情为多，银幕上人物的言谈举止和精气神，表现的是怎样一种当下国人形象，到底距离我们的真实生活和社会形态有多远？
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有很多好的作品，但更应正视很多问题和不足，诸如校园青春片里作为故事主体正面呈现的早恋和暴力，底层叙事的阴鸷和暴戾，喜剧片里的浮夸和油滑以及一些正剧里人物仍不能摆脱的单薄感和艺术感染力弱……所有这些，都在传递着一种负面的信息，损害着中国电影的品质，也消解着当代中国的文化形象。这样的作品，在国内尚可借助某种运作热闹一时，但走出国门，怎会轻易得到认可？不要以为中国电影近年作品在日本韩国的传播效果不佳是小范围现象，即便国内曾经票房火热的一些大片，远征欧美市场也都铩羽而归——在我们用电影对自身历史文化、现实国情和国民精神进行观照时，我们不切实际的“想当然”太多了。
矫治这种“想当然”，需要在滚滚商业红尘中有合适的冷静窗口期，而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电影行业停摆，恰恰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冷静窗口期。对国产疫情灾难片缺席的反思是这个窗口期的反思内容之一（美国电影《传染病》和韩国电影《流感》，剧中都把疫源地设置在了中国，可以想见随着这些电影的世界范围传播，它们给世界范围内特别是西方观众潜移默化了怎样一种关于疫情起源的社会认知惯性）。应该反思的还应有更多的类型片、系列片生产，和更为广泛的电影社会内容和话题。反思者也不应仅仅是影人、院线和电影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也应包括为中国电影提供了观影环境的追影媒体和观众。
一场疫情，带来电影行业的停摆，而能不废时光，积极反思，日后付诸解决问题的行动，或能化票房收入之“危”为质量提升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