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顶端新闻评论员赵志疆
8月4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布通报，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陪护人员阮某林，系7月30日被确认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其接受防疫工作人员询问时，故意隐瞒其于7月16日至7月30日期间，多次到郑州市第六人民医院附近网吧上网等事实，存在传播新冠肺炎病毒严重危险。目前，阮某林已被警方以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消息传出，令人既怒且惊。怒的是，疫情形势严峻，瞒报个人行程不仅是对公共安全的伤害，更是对国家法律的践踏。惊的是，随着疫情形势的发展，如此无知者无畏的恶劣行径，似有逐渐蔓延之势。8月3日，扬州警方通报一起类似事件：7月21日上午，毛某宁擅自离开已采取封控管理措施的南京居住地到扬州，不仅隐瞒行程，而且频繁活动于扬州市区人员密集场所，致使疫情在扬州市区扩散蔓延，造成极其严重后果。目前，毛某宁已被扬州警方刑拘。
作为疫情防控的关键环节，“早发现”不仅是因病施治维护公共安全的“保险丝”，更是精准防控阻断疫情传播的“安全锁”。刻意隐瞒行程不仅会给疫情防控制造巨大危机，而且会给公共利益造成极大损失。
提起瞒报行程，每一个郑州人都有理由感到愤怒：去年3月，河南确诊病例即将“清零”，隐瞒行程的郭某鹏再次拉响了郑州的防控警报。实际上，南京去年也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南京女子陈某某隐瞒行程，导致65名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医学观察，造成严重后果。更大范围来看，类似的瞒报行程在去年被曝光了多起，虽然每一次都以瞒报者被绳之以法告终，但却并没有阻止瞒报现象的再次发生。
综观各类瞒报事件，对疫情形势的麻木、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对法律法规的无知是主要原因。瞒报者或许没有想到，看似轻描淡写的谎言，实际上涉嫌违法甚至犯罪。《传染病防治法》明确规定，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防控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印发的《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指出，妨害疫情防控的多类行为，可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
眼下正是疫情防控关键期，如实报告个人健康情况和行程信息是每个人应尽的义务，这不仅是一种基本的道德底线，更是不容逾越的法律红线。只有加强制度管理让人“不能瞒报”，加大处罚力度让人“不敢瞒报”，才能扎紧公共安全的篱笆，早日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