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吕东亮
女性作家群体的崛起是新世纪以来河南文坛最重要的现象。以邵丽、乔叶为代表的河南女性作家在新世纪集中涌现，并频频获得全国性的重要文学荣誉，以骄人的创作实绩引起全国文坛的注意，也更新、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
中原地区涌现的作家，多出身于农家，对于乡土生活的书写、对于农耕文化的表现成为长期以来河南文学的一个基本主题。20世纪50年代，李凖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一举成名，开启了河南文坛书写农村的写作风潮。这一风潮在十七年时期持续不断，形成了以李凖为首，段荃法、吉学沛、李文元、冯金堂等人继起的河南农村题材小说家群体。改革开放后，以乔典运的《问天》、田中禾的《七月》、张宇的《乡村情感》、李佩甫的《红蚂蚱绿蚂蚱》为代表的名篇延续了这一辉煌。中原地区在近现代是多灾多难的，表现苦难成为河南文学的一种特色。李凖的《黄河东流去》和冯金堂的《黄水传》致力于书写黄泛区农民的苦难；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刘震云的《温故一九四二》、刘庆邦的《平原上的歌谣》等集中书写了动荡时势、饥荒和恶疾带给中原百姓的苦痛。中原地区近现代封闭保守、迟滞困顿，这也使得揭示丑恶、批判现实成为河南作家的一种思想追求。李佩甫的《羊的门》、张宇的《活鬼》、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刘庆邦的《黄泥地》等作品，蕴含的思想追问和灵魂关怀是沉郁深邃的。这些优秀的作家和杰出的作品共同积累，生成了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这种经验或许能概括为：执着地书写土地，对乡土生活本质进行追问，以苦难为聚焦点来展现农民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对农村封闭性的权力争斗以及农民的灵魂异化、精神伤痛进行批判性审视，思想表达上崇尚深刻，美学风格上崇尚厚重。
河南当代文学史上，在新世纪之前，女性作家的表现总体乏善可陈。新世纪之前，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主要是男性作家营造的，带有明显的男性化或说阳刚化的美学特征。
由男性作家强势主导的河南文坛格局，在新世纪得到显著改变。邵丽于2000年集中发表多篇小说，2002年中篇小说《王跃进的生活质量问题》引起文坛注意，2004年发表的短篇小说《明惠的圣诞》获得普遍好评，在2007年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2008年，邵丽长篇小说《我的生活质量》入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2010年以来，邵丽小说《挂职笔记》、《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等持续性地在文坛引起反响；2013年，邵丽推出长篇小说《我的生存质量》，再次引起文坛关注。2001年，乔叶进入河南省文学院成为专业作家，开始将主要精力从青春美文写作转向小说创作。2010年，乔叶发表中篇小说《最慢的是活着》获得第五届鲁迅文学奖；2013年，乔叶的长篇小说《认罪书》发表于《人民文学》第5期，获得当年“人民文学奖”，被誉为是代表着70后作家写作水平的作品。计文君、傅爱毛等女作家，也是在新世纪之后逐渐引起文坛关注。计文君的《天河》、《开片》、《剔红》，相继在《人民文学》、《十月》等大刊发表，作品不多皆为精品；傅爱毛的小说《嫁死》、《天堂门》连续获得两届《小说月报》“百花文学奖”。
女性作家的集中崛起，也及时地被河南文坛及全国文坛注意到了。2004年12月11日至1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等举办的“河南省五位青年女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南阳市召开，何向阳、邵丽、戴来、蓝蓝、乔叶被誉为中原文坛“五朵牡丹”。2015年，邵丽当选为河南省作家协会主席。标志着女性作家的创作已成为河南文坛的主流，传统的男性作家强势主导的河南文坛格局被打破了。
女性作家异军突起，给河南文坛带来了女性文学冲击波。这些女性作家的创作，大都立足于呈现女性的生命经验和人生体悟。这既是大多数作家的创作惯性，也是女性作家自觉的性别意识使然。这些女性书写呈现出的女性生命经验，是之前的河南文坛严重匮乏的，也是之前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没有涵容的。
长期以来，河南文坛的男性作家擅长宏大叙事，专注于表现时代本质和生存深度。河南男性作家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出来的最成功的典型人物几乎都是男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女性作家的崛起及其女性书写，是对“中原经验”的重要丰富，也标志着当代文学的“中原经验”在新世纪的新变。
女性作家以成功的女性书写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中原经验”，“中原经验”反过来又深刻影响了河南女性作家的创作。男性作家铸就的“中原经验”，是她们必须面对并且思索的背景。她们创作初始阶段的女性书写大胆淋漓，带有反抗性的文化意义，可能也内在地体现了她们面对强大男性作家群体的压迫感和焦虑感。但不久，她们的创作开始出现有意味的变化，即开始在女性写作中表现社会性的内容，性别意识逐渐淡化，介入现实、探索宏大命题的创作追求越来越强烈。
从《明惠的圣诞》开始，邵丽对女性生存困境和精神焦虑的探寻，扩大到了社会历史领域，开始了对整个时代生存状况的沉思和书写。如果说她的《我的生活质量》对男性主人公的审视，还带有较明显的女性视角以及情意结的话，那么她的小说《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黄河故事》里，女性意识逐渐消隐了，作者的那种理解并处理复杂社会经验的能力，令人欣喜地表现了出来。乔叶的小说对于女性的书写一开始格局较小，小说中女性的问题往往是自己在内心里提出又在自我心灵的回旋中得到解决，女性主体貌似强大，却始终无法越出自我的牢笼。随后的小说《锈锄头》《最慢的是活着》等则将女性丰沛的生命与博大的现实存在联系起来，既呈现了成就女性生命景观的社会历史因素，又展示了女性生命可能抵达的广阔的人生境遇。长篇小说《认罪书》，乔叶将女性的生命存在与沉重的历史命题连通起来，不懈追问人性深处的“罪与罚”。计文君和傅爱毛的小说创作，也走向了更宽阔和坚实的道路，计文君的《此岸芦苇》和傅爱毛的《嫁死》等作品，都显现出堂庑大开的气象。
河南女性作家的这种转向，应该说是自觉的，也契合更大范围内女性写作的潮流。河南女作家的女性书写，不约而同地走出“自己的一间屋子”，也和“中原经验”的文化馈赠有关。河南地处内陆，城市化进程较为缓慢，现代化的目标仍然有待实现，因而崇尚碎片化精神的后现代式的女性书写，不大容易获得现实空间的支持，也不可能葆有持续的强大的写作动力。河南女性作家只要抬头四望，不再沉溺自身，就会发现女性的问题是众多社会历史问题的一个交织点，也必须从更宏阔的层面来书写、来言说方能前景无限。
当代文学的“中原经验”是在历史中形成的，也会在新的历史中得到改变和更新，但这种改变和更新不会是仓促的、轻易的、戏剧化的，它既需要时代的契机，也需要杰出作家的不懈努力。女性作家的集体崛起，让人看到“中原经验”的新变，也让人看到“中原经验”的博大深刻。毫无疑问，“中原经验”是一种值得尊重、令人期许的文学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