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门诊预交金的政策,正在撬动中国医疗体系最深的裂缝。当急诊室的抢救灯亮起时,生命的价值是否需要先被经济能力“验明正身”?当支付能力不再是未来诊疗的前置条件,我们的医疗体系是否已经做好准备迎接真正的医疗平等?
预交金制度的存在,恰似一道看不见的闸门,将医疗资源按经济能力分流。急诊科里,农民工心搏骤停时面对的不是除颤仪,而是数千元的缴费单;慢性病患者在复诊路上被反复拦截,每一张缴费通知单都可能成为压垮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这种将生命价值与支付能力挂钩的逻辑,本质上是医疗资源分配的“马太效应”:有钱人轻松跨越医疗门槛,普通老百姓却可能因为缴费单被拒之门外。预交金成为筛选患者的头道关卡,筛选出的不是病情轻重,而是钱包厚度。
然而当预交金这道闸门被拆除,医疗公平的承诺才刚刚迈入深水区。诊疗权利回归患者需求本位,意味着医疗体系必须完成从“付费逻辑”到“权利逻辑”的范式转换。德国的实时医保结算系统为我国医疗改革提供了一个鲜明的范式:取消预交金后,医院通过与医保机构的动态资金流保持运转,患者获得无缝诊疗体验。这种成熟的制度设计将经济门槛后移至结算环节,既保障了医疗连续性,又避免了医院陷入资金周转危机。而在现阶段,我国医疗体系面临的更深层的挑战在于,当诊疗权利不再受支付能力限制,医疗资金如何保持收支平衡?医疗资源的公平配置如何避免陷入新的失衡?
真正的改革从来不是单点突破,而是系统重塑。取消预交金的杠杆效应能否落地,关键在于配套改革能否解决实际问题。信用体系的介入成为关键支点:将医疗欠费行为纳入个人征信,既防范恶意逃费,又避免“一刀切”的过度约束。上海试点的医疗信用支付模式显示,当信用分值与诊疗权限挂钩,98%的患者能按时结算费用。与此同时,基层医疗能力的提升构成另一道防线。浙江通过“医共体”模式实现县级医院与乡镇卫生院的技术联通,让70%的常见病患者留在基层。这种资源下沉的实践证明,只有当基层医疗具备承接能力,取消预交金才不会导致患者如潮水般无序涌向大医院。
这场改革的真正意义,在于重新审视医疗公平。当急诊室的抢救不再以缴费为前提,当慢性病管理不再因资金中断,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简单的制度修补,而是医疗体系价值体系的重构。生命权不应成为经济能力的附属品,医疗公平也不该停留在道德呼吁层面。取消预交金的政策,撕开了医疗体系深藏的不平等的伤口,而配套改革的推进,则决定着这场手术能否触及病灶。
站在“十五五”规划的起点展望,这场改革的刀锋所指,正是医疗体系最顽固的结构性矛盾。当每个生命都能在平等的阳光下获得救治,医疗公平的承诺才不再是空中楼阁。这不仅是中国迈向现代化社会的必由之路,更是对社会正义最深刻的诠释——让制度的天平,永远倾向那些最需要被托举的生命。(山东大学 赵填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