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25年4月16日，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上诉人席某某强奸案公开宣判，二审维持原判，对席某某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该事件在民间引起热议。据公开报道，男方与女方在订婚后发生关系，事后女方控告男方强暴，男方被刑事拘留并提起公诉。
此类案件在中国司法实践中较为罕见，因传统观念中，婚姻关系常被视为性行为的“默示同意”。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明确规定，强奸罪的核心是“违背妇女意志”。本案中，法院采信了女方的证言及证据（如反抗痕迹、事后报警记录等），认定男方使用暴力胁迫手段，符合强奸罪构成要件。
什么是“性同意”？这也是该案的争议之一：双方是否在发生性行为时达成了真实、自愿、清晰的同意。这一概念在现代法律和性别平等观念中至关重要，但在传统婚俗的语境下，却常常被模糊化甚至忽视。性同意的法律标准，包括自愿性、明确性、可撤销性和知情性。根据判决书，女方在发生性关系时曾明确表示拒绝（如“等结婚后再发生关系”），但男方仍强行发生关系，法院据此认定构成强奸。
在部分地区的传统观念中，存在“订婚/彩礼=性权利”的认知，即男方支付彩礼后，无形中形成“你收了我的钱，就该听我的”心理，认为女方“已经属于自己”，使女方的拒绝权被削弱，使性行为“理所应当”。然而，这种思维本质上是将女性物化为“交易对象”，更与现代法律完全冲突：不能因经济付出（如彩礼）、婚约关系或社会期待而推定“性同意”。
此外，在传统婚恋模式下，女方常常面临“同意压力”。女性可能担心拒绝性行为会影响婚姻关系，甚至被指责“不守妇道”，面临“悔婚”“丢脸”等舆论压力，导致其“半推半就”而非真正自愿。这也为我们揭示了性别权力关系的困境。
那么，我们要如何推动真正的性同意文化？在法律层面，必须明确“只有肯定性同意才是同意”，即必须通过语言或行为明确表达“愿意”，而不能仅凭沉默、不反抗或婚约关系推定同意。此外，还需加强司法实践中的证据审查，避免因传统观念影响判决，确保每起案件基于事实而非偏见。在社会教育层面，普及性同意教育势在必行，要让公众理解“No Means No”（说不就是拒绝）和“Only Yes Means Yes”（只有明确同意才是同意）的性同意原则，性同意是性行为的前提，任何关系、任何场合都不例外。
女性的身体权不属于家庭、婚姻或彩礼，只属于她自己。彩礼是婚俗，而非性权利交易的筹码。女性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权拒绝性行为，社会应减少对拒绝性行为的污名化，鼓励女性勇敢表达意愿，支持女性维护自身正当权利。
大同“订婚强奸案”的判决，从法律角度看是清晰的，体现了法律对性自主权的严格保护，也反映出传统婚俗与现代法治的碰撞。本案明确反对“彩礼捆绑权利”“订婚即有性权利”等错误观念，对推动性别平等、树立法治婚恋观具有积极意义。未来，不仅需要司法严格保护性自主权，更需通过教育和社会讨论，推动“明确同意”成为性关系的唯一标准，才能真正实现性别平等与法治进步。
就像电影《初步举证》中的台词：千万不要以为你相信的就是真理。不要囿于自己的认知。这不是生活，这是法律。（广西大学 徐欣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