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7月15日晚，长沙湘江新区警方通报，摔毁记者眼镜、拍摄设备的谢某某已被刑拘。经查，15日某线缆企业42岁法人代表谢某某与前往该公司采访的记者发生争执，期间谢某某将记者眼镜、拍摄设备等物品摔毁，谢某某因涉嫌故意毁坏财物罪被刑拘，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湘江新区商务和市监局已介入调查，对涉事企业在售线缆取样、送检，将根据检测结果依法依规处置。
面对媒体采访，谢某某恼羞成怒，摔毁记者眼镜、拍摄设备，这种行为无异于掩耳盗铃，不仅侵犯了记者的合法权益，也暴露出“心里有鬼”的恐慌与失措。
近年来，类似事件频发，采访环境日趋恶劣，媒体记者俨然成了高危职业，凸显了部分企业对舆论监督的抵触心态，更暴露了其对法律的无知和藐视，折射出社会监督机制亟待完善的紧迫性。据中国记协统计，2024年全国共发生暴力阻挠记者正常采访事件37起，较2023年上升12%。当一起起类似事件不断上演，我们不禁要问：为何在法治建设不断推进的今天，阻挠记者采访的行为仍屡禁不止？这背后折射出怎样的社会心态和制度缺失？该如何有效保障媒体的监督权？
阻挠记者采访的行为之所以屡屡发生，首先源于部分企业和个人对媒体监督的认知偏差。在不少阻挠者眼中，记者采访不是正常的社会监督，而是“找麻烦”“挑刺儿”。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将舆论监督等同于抹黑地方形象，将舆论监督视作不稳定因素，导致了这种错误认知。长沙涉事企业负责人的过激反应，正是这种错误认知的典型表现。更深层次看，阻挠行为往往与涉事方“心里有鬼”直接相关。如果涉事企业遵纪守法，心里坦荡，自然可以光明正大地接受媒体采访，经得起舆论监督。可是很多时候事实恰恰相反，梳理近年案例可以发现，在阻挠采访案件中，事后被证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的比例高达82%。这种“掩耳盗铃”式的抗拒，不仅无法掩盖问题，阻挡舆论监督的步伐，反而会让公众对涉事企业的信任度降至冰点，进一步加剧社会对行业乱象的关注和质疑。
此外，违法成本过低也是阻挠行为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虽然我国刑法规定了妨害公务罪、故意毁坏财物罪等罪名，但在实际操作中，对阻挠采访行为的处罚往往偏轻。大多数案件最终以治安处罚了结，难以形成有效震慑。这种“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的执法现状，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阻挠者的侥幸心理。
要根治阻挠采访这一顽疾，必须构建全方位的保障体系。一方面，要从立法层面进行完善，加快《新闻法》立法进程，确立采访权的法律地位，细化侵权行为的法律责任，以专门法律形式明确记者采访权的边界和保障措施。目前我国对记者权利的保护散见于多部法律法规中，但是缺乏系统性和可操作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法律的威慑力。另一方面，需加大执法力度，对阻挠采访行为依法严惩，形成有效震慑。在执法层面，需要建立涉媒案件的快速反应机制。建议在公安机关设立专门的媒体权益保护岗位，对阻挠采访案件优先处置、从严查处。对于使用暴力手段阻挠采访的行为，应当依法从严惩处，避免以调解代替处罚。同时，也可以将配合媒体监督纳入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将阻挠采访行为纳入失信记录，实施联合惩戒，对阻挠采访的地区和单位实行一票否决。
媒体的背后是公众的监督权和知情权，保护记者采访权不仅是维护媒体权益的需要，更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在信息时代，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发现社会问题、推动问题解决的重要渠道。只有让媒体的监督功能充分发挥，才能有效遏制违法行为，提升社会治理效能，构建一个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刘剑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