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当前，个别单位悄然滋生一种怪象：政策研究转包给智库机构，舆情监测委托给公关团队，群众满意度调查打包给社工组织，甚至连档案资料整理也招标给外包公司......干部只需签合同、付费用、收报告，“三步到位”便宣告工作“完成”。当履职的核心环节被层层“购买”，干部退化为签字的“二传手”，公共责任也随之在合同流转中“隐身”。
这种披着“市场化”“专业化”外衣的“外包式落实”，表面是借力增效，实则是形式主义的新变种。它打着购买服务的旗号，将核心职责进行转包，用合同替代亲力亲为，以文件往来推卸公仆之责。干部从服务者异化为“采购员”，轻点鼠标便算‘完成’。宝贵的财政资金沦为“中介费”，公共权力在无形中被“典当”，隐患悄然滋生。
如此“外包依赖症”，表面光鲜高效，实则遗患无穷。首先是干部履职能力的空心化。当矛盾调解可外包、群众走访能购买，深入一线的脚力、直面难题的魄力必然退化。长此以往，干部只会在办公室内盖章签字，沦为不接地气的“文件房东”；更严重的是财政资金与政府公信的双重透支。动辄不菲的“服务费”暗藏利益输送风险，而外包方与群众缺乏直接责任纽带，工作极易浮在表面、应付了事，政府公信力在无形中被蚕食；最危险的则是“责任的系统性蒸发”。一旦出现问题，“第三方失误”即成万能挡箭牌。合同，成了推责卸责的“防火墙”，干部躲在条款之后安然无恙——这是对公共服务根基的严重侵蚀！
究其根源，一是部分干部将懒政思维披上市场化外衣，美其名曰“善用资源”，实则把外包当作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二是部分干部在复杂矛盾前能力恐慌、担当缺失，丧失履职自信，只能靠“钞能力”掩饰“真本领”的不足；三是监督追责机制未能有效运转，对外包项目实效的评估流于形式，过度依赖包装精美的报告，而对资金使用的真实效益与干部履职的实质成效，缺乏刚性约束和穿透式监管。
破除这一痼疾，必须以制度刚性拧紧责任链条。首先，要划定“外包禁区”。凡涉及政策制定、矛盾调处、民生监管等核心职能，严禁转包，确保干部在关键处“在场”、责任不落空。其次，要推行“捆绑责任制”。委托方必须全程深度参与、严格把关，对成果负首要责任，第三方承担连带责任，彻底击碎合同这张“免责护身符”。再次，要启动“能力重塑工程”。将干部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与实效，作为评价晋升的硬指标，倒逼其走出“甲方”思维，在服务群众的最前沿锤炼担当、践行初心。
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外包”不再是履职的遮羞布，当干部从“甲方思维”回归“公仆本位”，公共责任才不至在合同流转中蒸发殆尽。唯有干部真正扛起应尽之责，服务方能回归为民之本。（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毛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