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从某种意义上讲，问责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很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就明确指出，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滥用问责，或者在问责工作中严重不负责任，造成不良影响的，应当严肃追究责任。这对问责工作划定了“标尺”，要坚决克服执纪“简单化”、问责“粗线条”的问题，不断提升执纪问责的公信力。
应该来说，在一些地方少数单位存在着“凑数式、看人下菜式问责”乱象，问责泛化简单化情形时有发生，让问责一度偏离了管党治党的初衷，致使干部负责守责尽责的政治责任落实不够好，同时也滋生出新的形式主义问题。诸如因迟接值班电话被通报，群众越级上访让无关的基层同志“背锅”，以及“捏软柿子式”处罚的操作等等。凡此种种，不仅让被问责干部心生郁结，同时让群众对问责工作质疑，也背离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目的，本质上就是懒政怠政、乱作为的集中体现。
之所以出现此种问题，折射出部分干部一味地简单粗暴式执法问责，罔顾事实，有小题大做之嫌，动辄以问责说事，行使公权力偶有任性。奉行“一刀切”式问责范式，执纪问责过于机械，过度问责，缺乏人情味。究其根源还是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作祟，忽视应有的、基本的调查研究和理性研判。
问责本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手段，关键就是要问责精准、恰当，既要失责必问，也要问之有据、责之有道。《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醒目规定了问责的情形、权限与程序要求，执行过程中就得依规依纪、实事求是。欲破除问责乱象，首要摒弃唯数量论，丢掉“指标”任务，真正把问责质效作为重要评判标准，坚决消除形式主义。再者把握好权责利对等，处理真正的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行为，让问责经得起各方面检验。最后，要在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下功夫，该问责的问责，该容错的容错，“问责泛化”也应当“问责”，真正践行忠诚干净担当。（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徐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