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9月23日，天津，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涉劳动争议纠纷开庭审理。受害人崔丽丽身着两年前遭受性侵时的衣服出现在法庭外，直言“2年前的今天它见证了我的耻辱，现在已经变成我的战袍”。这不是一件普通的衣服，它是创伤的印记，更是正义的铠甲，在全国职场性侵与工伤认定的交叉地带，书写着一位女性的勇气与整个社会对性侵认知的进阶。
职场性侵，是职场这片本应是奋斗场的空间里的毒瘤。崔丽丽的遭遇并非个例，相关调查显示，职场中性骚扰、性侵的发生率远高于公开报道的数量，许多受害者因恐惧、羞耻或担心职业发展而选择沉默。而崔丽丽的勇敢在于，她不仅没有沉默，还将那层包裹着耻辱的“外衣”，转化为对抗不公的武器。这件衣服，在两年前是权力滥用、人性扭曲的见证，是她个人创伤的物质载体；而在两年后，它成为挑战职场性侵潜规则、叩问工伤认定边界的“战袍”，其象征意义早已超越衣物本身，成为对“受害者有罪论”的有力驳斥——正如她所言，“遭受性侵跟你穿什么样的衣服没有关系”。
全国首例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案的标签，为这起事件赋予了更深刻的社会意义。长期以来，职场性侵受害者在寻求救济时往往面临多重困境：刑事追责的艰难、用人单位的推诿、社会保障的缺失。崔丽丽案中，工伤认定的突破，是对职场性侵受害者权益保障的一次重要探索。它意味着，当劳动者在工作场所或因工作原因遭受性侵，其伤害应当被纳入工伤保障的范畴，用人单位不能以“个人纠纷”为由逃避责任。这一认定，填补了法律在职场性侵与工伤保障衔接上的空白，为后续类似案件的处理提供了重要参考，是法治进步在性别平等与劳动者权益领域的具体体现。
崔丽丽穿上“战袍”的举动，也是对社会舆论场中受害者污名化的强硬回击。在性侵事件中，受害者常常被置于舆论的审视之下，其穿着、言行甚至过往经历都可能被拿来“评头论足”，这种二次伤害往往比事件本身更令受害者窒息。而崔丽丽主动将象征创伤的衣服展示在公众面前，以“战袍”定义它，是在夺回对自身经历的叙事权。她用自己的方式宣告：受害者不应为侵害者的恶行背负污名，真正该被谴责的是施暴者与纵容恶行的环境。这种勇气，足以打破那些潜藏在社会角落的偏见，让更多人看到受害者的坚韧，而非只聚焦于他们的“伤痕”。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崔丽丽在穿上“战袍”时声音的颤抖与嘶哑，这提醒我们，创伤的愈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社会对受害者的支持不应仅停留在舆论声援，更需要制度性的保障与人文关怀。用人单位应建立更完善的反性侵机制，从预防、举报到处理，形成闭环；法律层面应进一步细化职场性侵与工伤认定的衔接条款，让受害者的救济路径更清晰、更顺畅；社会层面则需持续推进性别平等教育，破除对性侵受害者的刻板印象与污名化。
崔丽丽的“战袍”，是个人勇气的结晶，也是社会进步的缩影。它让我们看到，在对抗职场性侵的道路上，受害者不再是孤单的个体，他们的抗争背后，有法治的进步、舆论的支持与社会观念的更新。这件“战袍”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崔丽丽个人的维权之路增添力量，更在于它像一束光，照亮了职场性侵受害者权益保障的前路，也为整个社会敲响了警钟：对性侵零容忍，对受害者多支持，这不仅是法治的要求，更是文明的底线。
愿崔丽丽的“战袍”能唤醒更多人的觉醒，愿每一位职场性侵受害者都能被温柔以待、被正义护佑，愿职场真正成为只关乎能力与奋斗的净土，不再有性侵的阴霾与权益的缺失。这，或许就是这件“战袍”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广西大学 刘映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