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广东鹤山一村民因未及时清理占用公共区域养殖家禽形成的蚊虫孳生地，导致蚊虫孳生、产生异味，且在街道、村委会及村小组多次劝告后仍拒不整改。经村民会议研究通过，决定扣减其30%的年度村集体分红。这一看似简单的经济处罚，背后折射出基层治理逻辑的深刻转变，亦即治理模式逐步从传统的行政动员，转向一种基于村民自治、以“利益关联”为核心的新型“共治”。
这一治理新逻辑的首要特征，是让村规民约拥有了强有力的“抓手”。长期以来，村规民约的约束力多限于道德倡导以及老党员、老干部、乡贤的示范引领。而将分红这一村民的核心利益与灭蚊、整治环境等公共责任刚性绑定，使抽象的集体规则转化为清晰的行为指引。更为关键的是，这一权力的来源并非上级行政指令，而是村民会议的民主决议，程序的合法性奠定了其正当性、可执行性的根基。此类做法并非孤例，在广东多地，将灭蚊防病责任与村集体分红挂钩已成为常见的治理手段。一些村集体近乎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正是集体共识的体现，使后续的执行少了人治色彩，多了契约精神。
其次，这一逻辑的核心在于重构“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村集体分红本质是内部经济成果的分享，而非国家赋予的法定福利。其分配规则天然遵循“谁受益、谁负责”的朴素正义原则。当个别村民对蚊虫孳生地视而不见，其行为实则是在透支全村的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典型的“搭便车”。以分红调整为杠杆，正是为了将这种隐性成本显性化，让不尽责者无法心安理得地分享集体维护的成果，从而在利益层面激励每个人从“旁观者”变为“行动者”。
然而，任何涉及个体利益的约束机制都需谨防“善意的异化”。这套新逻辑要行稳致远，必须嵌入坚实的“安全阀”。程序的透明公正是生命线：从整改通知、申诉渠道到处罚裁定，每一步都需阳光操作，避免过罚不当。同时，基层政府与社会工作部门需通过有效的业务指导与监督，确保村规民约严守法律边界，特别是不得越界扣减养老金、基本医保等国家法定福利。此外，治理也需保有温度，对确有困难的特殊家庭，应探索以工代罚等替代方案，避免“一刀切”带来次生伤害。
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这种以“分红”促“共治”的逻辑已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不仅是公共卫生安全领域，从推动旧改签约到保护古村落，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正成为一个灵活的支点，撬动村民在诸多公共事务中达成合作。这彰显了基层治理范式的深刻转型：村民从被动的管理对象，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行动的积极参与者和成果的共享者。
归根结底，以分红调节推动灭蚊工作，其意义远超事件本身。它揭示了一条可行的治理路径：有效的公共治理，未必总依赖于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更可以是通过制度设计，将集体福祉与个人利益紧密联结，从而激发源自内部的自发秩序。未来，如何让这一新逻辑在法治框架内更精细、更富温度地运行，将是实现乡村长效善治的关键所在。（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