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听闻一事：某校长在教务会上郑重告诫教师，“对学生的批评要千万谨慎，要学会哄学生”。一个“哄”字，真真是石破天惊，道尽了当下教育生态的某种难言之隐。这“哄”，大约不是长辈对稚童那种含饴弄孙的慈爱，倒更像是走江湖卖艺之人，敲着锣、陪着笑，唯恐看客一不高兴便拂袖而去的忐忑与恭维。我们的教育，何时竟走到了这步田地，需要教师如履薄冰般地“哄”着学生了呢？思之不免令人长太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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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哄”字的背后，首先是一幅“温室育苗”的奇异图景。学生成了碰不得、说不得的“琉璃盏儿”。批评，自然是危险的，因其可能损伤那薄如蝉翼的自尊心；挫折，更是要不得的，因其可能摧折那未经风雨的幼苗。于是，校园里便只剩下一片和风细雨、莺歌燕舞。作业错了，要委婉地“商榷”；品行有亏，要艺术地“提醒”。仿佛教育的目的，不再是塑造成熟的、能经风浪的人格，而是小心翼翼地维护一种纤毫毕现、却一触即溃的“快乐”假象。这让我想起鲁迅先生近乎一世纪前的慨叹：“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而今日的“哄”，似乎是走出了这“跋扈”与“奴才”的老路，却不幸又滑入了另一种“以孩子为天神”的矫枉过正。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曾强调，教师应“既不能放任自流，也不应滥用权威”，其贵在“中庸”。我们的先贤，又何尝不深明此理？《礼记·学记》有云：“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这“强而弗抑”四字，精妙至极。“强”，是鼓励，是磨砺，是使其坚强；而“弗抑”，则是不压抑其个性与思考。其间有督责，有期许，唯独没有一味地、无原则地“哄”。将严格的要求与人格的尊重融为一体，方是教育的正道。如今这般战战兢兢、只“哄”不“强”的风气，培养出的，怕是难经风雨的豆芽菜，而非栋梁之材了。
这“哄”字的流行，又岂是教育者心甘情愿？其背后，实在有难言的苦衷与社会风气的迫压。如今，孩子是许多家庭的“小太阳”，众星拱月之下，已然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结构”。教师若稍有严辞，动辄便可能引来家长的兴师问罪，轻则投诉，重则“舆情汹汹”。校长口中的“千万谨慎”，怕多半是出于这等“明哲保身”的无奈。教育，这本该是“立德树人”的百年基业，其评价的权柄，竟在不知不觉间，从师道的尊严，滑落到了部分家长即时的、情绪化的“满意率”手中。这真真是这个时代教育的一大困局。昔日，子路“闻过则喜”，大禹“闻善言则拜”，他们将批评视为磨砺自身的砥石。而今天，我们却在处心积虑地替孩子们规避一切可能的不快，这究竟是一种进步，还是一种更深沉的悲哀？《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若教育者因惧怕而沦为“谄谀”者，那戕害的，又是谁的未来呢？
再者，这“哄”字诀，亦是当下教育功利化、商业化的一个侧影。学校在某些层面，已被异化为一种“服务提供者”，学生与家长成了“顾客”，是所谓的“上帝”。“上帝”自然是不能得罪的，是需要小心“哄”着的。教育的商品逻辑一旦确立，那么“顾客永远是对的”这条金科玉律，便会无情地碾压“教不严，师之惰”的古训。于是，教育的深层内涵——那关于灵魂的塑造、意志的锤炼、责任的担当——这些费力不讨好的“硬骨头”，便被悄悄搁置，代之以表层的、即时的“用户体验”。仿佛学校输出的，不再是知识与品格，而是一种名为“快乐童年”的消费套餐。唐代文学家韩愈在《师说》中开宗明义：“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居于首位，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这“道”，是天地间的正道，是做人的根本道理。传授此道，需要的不是“哄”，而是“严”，是“信”，是“以身作则”。若只为讨得学生一时的欢心，而放弃了“道”的坚持，那便是舍本逐末，买椟还珠了。
然而，我并非在此鼓吹恢复旧式的、严酷的体罚或苛责。教育需要爱，需要理解，需要耐心，这毋庸置疑。但“爱”绝非等同于“哄”。真正的爱，是包含着“责任”与“要求”的。它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有时甚至是严厉的关怀。它看得见远方，故而能忍受当下的不适。譬如园丁育木，既需浇水施肥，也需修枝剪叶。那剪枝的过程，于树木而言，或许是不舒服的，但为了其日后能成栋梁，这一时的“痛楚”却是必须的。若只因怕树喊疼，便任其枝桠横生，那终将只能得到一丛灌木，而非参天大树。法国思想家卢梭在其教育著作《爱弥儿》中，固然强调顺应儿童的天性，但他也同样重视在自然后果中学习，培养坚韧的品性。这与中国古语“玉不琢，不成器”的智慧，异曲同工。
校长的“哄”字方针，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我们时代教育的重重忧患：学生心灵的脆弱化，教师权威的消解，家校关系的紧张，以及教育目标的功利性矮化。我们似乎在用今日的过度呵护，预支着明日社会可能付出的更大代价。当一个青年，从这样一个被精心“哄”大的环境中走出，步入真实而复杂的社会，他该如何面对必然的竞争、批评与挫折？那时，又有谁会去“哄”他呢？
呜呼！教育之事，大矣重矣。它关乎个人之成败，更系于民族之未来。在这个意义上，如何重新寻回那份“道而弗牵，强而弗抑”的教育智慧，如何在爱与严格、尊重与要求之间，找到那黄金般的平衡点，或许是比学会如何“哄”学生更为紧要、更为迫切的课题了。否则，长此以往，我们“哄”出来的，恐怕不是一代健康、强韧的国民，而是一群在精神上永远长不大的，需要被一直“哄”下去的稚童了。那景象，思之岂不令人悚然？（董修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