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46岁上海女子昏迷两个月后不幸离世……父母早逝、未婚无子女，远房表弟操办她的身后事遇到了麻烦，无法用遗产购买墓地。
一个独居女子离世，留下的不只是悲伤，还有一连串令人无从下手的“麻烦”：遗产无人继承、丧事无人操办、墓地无法购买。这样的个案看似偶发，实则是当下社会老龄化与独居化进程中，一种越来越普遍的个体“独居困境”。
在传统的家庭结构中，亲属关系是处理身后事务的天然保障。父母、子女、兄弟姊妹之间的血缘链条，构成了“生有所养、死有所归”的社会基础。但当“独居”“无亲”“未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状态，家庭的照护功能日渐式微，个体生命的最后一程，开始暴露出法律与制度的“断档”。蒋女士逝后遭遇的种种麻烦，正是这种断档的一个典型体现：她没有近亲，她的远房亲戚想出面办理后事，却因“法定继承人缺位”“遗产使用范围不明”而步步受阻。
从法律角度看，现行民法典虽然规定了无继承人遗产的归属原则，但对谁来操办丧事、遗产能否用于善后等问题并无明确细则。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依法行事自然必须谨慎，但在现实操作中，往往由于相关制度“空白”而难以妥善处理，钱在，但不能用；人想帮，但无权帮。此时，法律的初衷是保护财产安全，却在某种意义上削弱了对逝者尊严的保障。
这背后，是公共治理理念亟须更新的现实。现代社会正在出现一种新型人群——“独居终老者”。他（她）们未必贫困，也未必失能，但在生命终点面前，成为缺乏法律意义上的“他者”。这就要求制度设计上细化完善，补上这块空白点。换言之，社会治理不能只服务于家庭体系中的个体，也必须考虑到那些无亲无靠、独自生活的人。
破解独居者身后事的麻烦，首先要在制度层面补上空白。比如，建立独居者“生前意愿登记”制度，允许个人在健康时表达丧葬意愿、财产用途、遗体捐献等安排，由民政或公证机构备案执行。这样，当生命终止时，管理部门就有章可循，不必陷入法律模糊地带。此外，应完善“遗产善后使用”标准，明确何种支出属于合理范围。比如葬礼费用、墓地支出、遗体处理等，都应被纳入可合法支出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民政部门不能仅仅扮演“管理者”的角色，还应成为一种“社会代理人”，在尊重法律程序的前提下，以人文关怀的视角参与个体的生死安排。生命的尊严，不该因无亲无故而被简化为海葬或“最低标准”。依法行政与以人为本两者并不是对立的概念，完全可以在公共治理中实现平衡。
据悉，上海虹口区已开始研究“临时监护与身后事务操作指引”，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如果这样的探索能形成全国层面的制度共识，也许未来再遇到类似的个案，就能少一分尴尬，多一份从容。蒋女士的离世，也许能促使我们重新审视那道被忽视的公共命题，如何让每一个“独居终老者”，都能被社会妥善安放，体面走完最后一程。（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孙维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