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近日，《人民日报》刊发《让古籍出版回归“慢工出细活”》一文，直指当前部分古籍图书存在的编校质量乱象：出版方在封面与宣传中极力凸显“权威校注”“典藏精华”等醒目字样，而内文里关键的时间标注、名家评点乃至原文断句，却充斥着难以忽视的错漏、颠倒与失校，试图以浮躁的“快餐式”出版替代严谨的学术整理，以表面的精美装帧掩饰内在的质量缺陷。这背后实质是匠心打磨的缺失与对文化敬畏的淡薄。当速度压倒了质量，营销取代了钻研，古籍便从传承的载体沦为“带病”的商品。
读者指出的《西厢记》编校问题可见一斑。时间标注失准，名家评点颠倒，数页之内错误频现。这些“硬伤”如同一份精准的“诊断书”，暴露出从编辑、校对到审核的全链条中，那份必不可少、字斟句酌的“匠心”已然缺位。当一本《论语》注疏本对核心义理作出错误阐释，当经典重印本目录与正文无法对应，我们不禁要追问：对流传千年的文明结晶，出版者应有的“敬畏”之心去了哪里？质量规定的红线，又何以在流程中被轻易跨越？
文本的失守，根源是心态的浮躁与责任的悬空。当传统文化热潮带来市场机遇，部分出版机构将古籍简单视为可快速变现的“流量资源”。古籍整理所必需的那份沉潜往复、计较锱铢的“工匠精神”，被追逐效率与成本的“工业逻辑”所挤压。当三审三校流于形式，当专业判断让位于出版进度，典籍所承载的厚重历史与深邃思想，便在层出不穷的讹误中变得轻薄而失真。这不仅是对读者的辜负，更是对文化传承使命的背离。一本存在基础错误的古籍，其危害在于它以权威的面貌固化谬误，悄然蛀蚀着公众认知的文化根基。
质量是出版的生命线，而这份质量首先诞生于对文化的敬畏与专注的匠心。在《西厢记》事件中，读者被迫成为“义务校对”，而本应恪守职业操守的“文化守门人”却出现了松懈。出版社若能将“敬畏”之心转化为“闻过则喜”的机制，建立真诚的读者反馈通道，变社会监督为提升匠心的动力，便是重拾责任的开始。反之，若对文本质量麻木不仁，最终侵蚀的将是整个行业存在的价值基石。
此起彼伏的编校事故，是唤醒行业自觉的警钟。尤其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古籍出版更应秉持一份“逆流而上”的定力，其核心竞争力恰恰在于那份无法被加速的“慢工”与无法被量化的“细活”。出版机构须以此为镜，全面审视并筑牢从人才选拔到印前质检的全链条。核心在于，将“敬畏”之心融入制度设计，让“匠心”精神灌注于每一个编校细节，使每一道工序都成为守护文本纯洁性与文化神圣性的坚实屏障。
“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古籍出版的质量守护，是一项永无止境、需要永怀虔敬的事业。当一本古籍以精准、典雅的面貌问世，它所呈现的不仅是出版者专业的尊严，更是我们这个时代对千年文脉最郑重的承诺。唯有回归这份“匠心”与“敬畏”，古籍出版才能真正承载起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使命，让穿越时光的文字，在当下依然闪耀无误的光芒。（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绵一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