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代表陈友坤近日直指“不同意授权就不能用App”是霸王条款,呼吁从法律上压实平台责任。这话说到无数人心里去了——想用地图查个路线,先问你要通讯录权限;打开手电筒App,要读取你的位置;连用个计算器,都想知道你的运动数据。不同意?那就别用。App的逻辑简单粗暴:我的地盘我做主,想进门,先签卖身契。
仔细想想,这合理吗?你去商场买东西,店员说“你把手机密码告诉我才能买”,你肯定转身就走。怎么换成App,大家就忍了?因为平台用技术手段,悄悄完成了一次概念偷换:把本该平等的服务契约,换成了你只能服从的服从协议。
什么叫服务契约?打个比方,就是你去便利店买水,你付钱、我给水,钱货两讫、各走各路。你不需要告诉我你叫什么、住哪儿、和谁通了话。可现在的App协议,更像是一份“俱乐部入会章程”:不授权,莫入此门;不同意,另寻他路。问题是,当打车、点外卖、社交甚至办事都离不开这些App时,它们已不是普通俱乐部,而是我们离不开的数字公共空间。一个公共空间,执行的却是丛林法则,要么交出隐私,要么扫地出门,这本身就足够荒唐。
平台当然有理由:收集数据是为了给你提供更好的服务。可分析相册和打车、点外卖之间,真有必然联系吗?国家网信办相关规定写得很清楚:收集个人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只限于提供服务所必需。分析相册,显然不是。
宁波市公安局不久前通报72款问题App,其中17款以“默认同意”方式索权,22款根本不提供撤回途径。这意味着你的同意是一次性的、被迫的、无法反悔的。北京市通信管理局今年已对4款屡教不改的App直接下架。这些动作说明:监管部门早就看穿了这套把戏。
可平台为何还敢?因为成本太低,收益太高。每个用户都在“同意”按钮前犹豫过,但多数人最后还是点了。不是不在乎隐私,是没得选。这种结构性不对等才是核心——你一个普通用户,对面是拥有庞大法务团队和算法黑箱的科技巨头。“自愿同意”在这种碾压式权力面前,不过是给自己一个心理台阶。
所以,陈友坤代表提出“禁止强制捆绑”“优化举证责任”“推动公益诉讼”,不是小题大做,正是试图打破这种不对等,让“不同意”这三个字从摆设变成真正有力量的武器。
我们不是反对技术进步,也不是要回到没有App的年代。打车方便,外卖快捷,社交离不开,但便利不该是牺牲尊严的代价。真正的数字文明,不该让用户在裸奔和出局之间做选择。它应保留你说“我不愿意”的权利,让拒绝授权的人依然有尊严地留在数字世界里。
北京已下架那些屡教不改的App,这是一个开始。我们希望有一天,当你打开新App,能坦然勾选真正必要的权限,从容拒绝越界请求,而不必担心功能受限。这不该是一个奢望。(大河网河声评论员 高家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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