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日有四川网友在“问政四川”平台反映，泸州一地办酒席过于频繁，连“十岁、二十岁等‘逢十做生’都要办酒席”，不仅增加经济负担，乡亲之间也耗时耗力。当地回应称，由于缺乏强制性法律法规，对于此类酒席只能靠倡导，“但有的人还是要办，还有互相攀比的情况”。一句“很多人深受其苦，但碍于人情，不去又不行，钱包又遭不住”，道出了无数村民共同的心声。
这并非一地一时的个案。在四川达州，有村民回村十多天就赶了二十多场酒席，礼金支出近两万元，其中近一半是无事酒。在湖南双牌，个别家庭一年赴宴五十余次，户均年人情支出高达三万元，半数年收入耗在人情往来上，甚至有人举债随礼。搬家酒、升学酒、满月酒、周岁酒、买车酒、修坟酒……名目之繁多，已经到了“无事找事办、逢事必摆酒”的地步。
人情一旦异化为人情债，乡亲之间的那点温情便所剩无几。村民们明知频繁的酒席让人苦不堪言，却很少有人敢说“不”。一面是薄薄的面子，怕被人说小气、怕被邻里孤立；一面是鼓鼓的腰包，辛苦攒下的积蓄在一场场酒席中悄然流失。二者之间，村民往往选择了前者，却又对前者心有不甘。这种集体的纠结与无奈，恰恰构成了无事酒屡禁不止的心理土壤。
为什么明明人人叫苦，却仍然“酒”此不疲？深挖下去，背后是多重因素的交织。有人是攀比心作祟——“别人家办了，我家不办就吃亏了”，于是跟风效仿；有人是想借机回本——送出去的人情总要收回来，只好找个由头也办一场；还有人碍于“乡土生存法则”——家中有留守老人和孩子，平日指望邻里照应，怕不去赴宴伤了人情。层层裹挟之下，无事酒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压得每个人都喘不过气来。
没有哪个人天生就爱大操大办，很多时候是熟人社会的道德绑架和攀比心理把人拖下了水。令人欣慰的是，从湖南双牌到重庆綦江，从云南镇雄到陕西镇巴，全国各地已陆续展开治理行动，并取得成效。湖南何家洞镇将“无事酒”要么不办、要么限亲限桌等硬规矩写入村规民约后，户均月人情支出下降九成，全年预计降至两千元以下。重庆綦江石佛村与贵州习水条台村跨界联手，共同成立乡风文明联合劝导队，户均年随礼支出下降两成以上。这些数字告诉我们，无事酒并非“不治之症”，关键是有没有决心去治、有没有章法去管。
移风易俗，移的是陈规陋习，易的是旧风旧俗。但移风易俗不等于政府发命令、一刀切。“法无授权不可为”，基层政府不能也不应越界强令村民不得办酒。泸县工作人员所说的“缺乏强制性法律法规”，恰恰触及了治理的痛点——基层政府只能倡导、无法强令，而村民自治虽有弹性，却缺乏强制力。正因如此，治理无事酒更考验治理智慧。
当前各地探索的方向值得借鉴：一方面强化村规民约的约束力，让群众自己定的规矩自己来遵守；另一方面建立事前报备、事中监督、事后总结的闭环机制，将风险化解在萌芽状态。而更为关键的一招，是“让办席者亏本”。泸县试点倡导随礼五十元、一百元，一旦办席收不回成本，办酒的冲动自然就会消退。这一思路看似简单，却戳中了问题的要害——无事酒之所以泛滥，根子还在“礼尚往来”变成了一门亏本也得演的生意。
金钱不是人情的全部，礼单上的数字也不是乡情的温度计。那些把酒席当作敛财工具的人，迟早会发现，浓稠的人情正在被一桌桌酒席稀释殆尽；那些碍于面子咬牙赴宴的人，总有一天会明白，真诚的邻里关怀远比一沓红包更暖人心。
治理无事酒，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基层治理的精细设计，也需要每一位村民内心的认同与坚守。当村头的鞭炮声不再从年头响到年尾，当村民们开始习惯把精力和金钱投向更有意义的地方，我们或许可以期待：那些节假日的宴席逐渐回归婚丧嫁娶的本源，那些真挚的人情不再被金钱所衡量。
到那时，逢年过节，杯中盛满的是情谊，而非算计。只是不知道，这样的变化，还需要多久才能走进每一个村庄的日常？（西南科技大学廖秀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