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2026年7月中旬，河南南阳邓州籍作家梁鸿的新作《要有光》获得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这是一部聚焦青少年心理困境的非虚构作品，作者用三年时间，足迹遍布大城市、县城和乡村，走进家庭、学校、社会教育机构和精神医疗机构，沉浸式采访孩子、父母、教师、医生与心理咨询师，记录下那些因情绪问题而失学、休学甚至濒临崩溃的少年的真实声音。
书中开篇第一个孩子叫敏敏。12岁那年，父亲给了她一道“选择题”：要么开学摸底考进班级前二十名，要么去一所全封闭的超级中学。父亲早就替她报好了名，却非要走一遍“民主”的过场。在那所“密不透风”的学校里，敏敏早晨五点半起床，排队小跑去食堂、以最快速度扒饭，连去厕所的时间都挤不出来。她给爸爸打电话求助，爸爸说“坚持一下肯定会没事”，周六本该来接她却临时变卦。第二周，敏敏坐在窗台上把腿伸到外面，她想跳下去，这样就能被送进医院、离开学校。后来，她用室友削苹果的小刀割向自己的手腕。
而这不是小说，是梁鸿笔下真实发生的事。
梁鸿在采访中发现，多数陷入情绪困扰的青少年竟是传统意义上的“优等生” ，“成绩好”成了他们唯一的价值支撑，一旦偏离轨道，整个人的价值感便轰然崩塌。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50%为在校学生。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像敏敏一样在深夜写下遗书的孩子。
书中另一个让人心碎的角色，生活在县城的娟娟，12岁的她被诊断为重度抑郁，已经进了2次精神病院。其中梁鸿写到一个场景，就是娟娟总想玩手机打游戏，充钱买皮肤，一群大人围着娟娟在劝她，他们认为娟娟有网瘾，她的妈妈总说，“你要钱肯定会要了再要”“她肯定不会好好上学”，谈到娟娟的时候，她使用过多的肯定句式。另外一个来劝说的亲戚也说，你看你妈多不容易，你家现在情况多难。最后娟娟像个被围困的豹子一样，突然就暴怒了。几个成人几乎是在围猎一个孩子。娟娟的网瘾可能不是最初的原因，而是一个结果。她的哥哥生病以后，她的父母带哥哥去看病，曾把娟娟托付给亲戚一段时间。心理咨询师推测，过分关注哥哥让娟娟有一种危机感和焦虑感。或许大家没有从孩子的角度真正地倾听她，只是简单地用“网瘾”这个词，把娟娟给定义住了。
敏敏和娟娟，一个被“爱”压垮，一个根本不曾被爱过。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伤，指向同一个病灶：成人世界对“孩子需要什么”的集体无感。
问题是，当父母还在用“功成名就”衡量人生时，孩子们已经在问“我为什么活着”“怎样活着更有意义”。两代人的价值坐标系彻底错位。孩子不是“病了”，他们是被一种过时的评价体系困住了。这不只是一本书，更是一面镜子。梁鸿在书的前言中写道，她想了解“个体生命在成长过程中遭遇的剧烈冲突”如何影响孩子的心灵，孩子如何“失去父母、学校和社会的支撑系统”。她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她只是让那些被遮蔽的伤痛被看见。
书名“要有光”是从最实在的字面意思来说的，“要给孩子光，要让光照射进来，给孩子以温暖和放松，让他们的生命充分舒展”。梁鸿也希望“家长自身有光，始终保持学习状态，自我成长，不断调整自己与孩子的关系”。光不是抽象的概念，是每一天每一刻的倾听、理解与陪伴。
今年7月，从北大走出的王虹、邓煜两位青年数学家双双获得菲尔兹奖。王虹在获奖后说：“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这句话与《要有光》形成了奇妙的呼应——顺从内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本该是成长的常态，如今却成了一种奢望。书中那些被心理问题困住的孩子，有相当一部分恰恰是被“不应该”“不允许”“你不行”的否定一点点吞噬的。
《要有光》的意义正在于此，它让我们看见，守护成长的光，既是责任，更是智慧。 责任是“不施压、不唯分”，家庭不该是施压的源头，而应成为温暖的港湾；学校不该是分数的流水线，而应化作滋养心灵的沃土；社会不应以单一的“成功”评判孩子，而应营造包容的环境。一个孩子需要的不是被“治好”然后送回学校，而是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对待。它要求我们学会“互相看见、互相呼唤，最后彼此应答”。它要求我们放下“我是为你好”的居高临下，真正蹲下来，听孩子说。
正如作家梁鸿在书中写下的一句话：“你有从头再来的勇气，有不被定义的自由。你可以成为任何人，但任何人都无法成为你。别吹灭那光。”
每一个孩子心里都有一束光，别吹灭那光。守护它，需要制度、需要资源、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但首先，需要我们每一个人，从一米之内做起。因为少年的心气，就是国家的底气；护佑这心光长明，才是我们留给时光最深情的告白。（冯思诗）
